第161章 南察风波(三)（2/4）

“弘治十年二月，吏部以考察京官，请会同都察院如例考察在京五品以下官……上从之。又以御史郑惟恒等奏，欲兼考大臣，请通行两京四品以上官，令自陈。上曰：两京堂上官不必自陈”。

可见直至弘治十年之时，大臣仍游离于京察之外，自陈仍不是京察的固定程式，即使言官奏请，皇帝亦不予采纳。到了正德四年时，才于行京察之诏书中有明确之规定：“堂上官四品以上令自陈”。自此，四品以上官员于京察中进行自陈方为定制。

与四品以上官由不自陈到遵例自陈不同，翰林院学士则经过了一个由被察之官转为自陈之官的过程。早在成化四年京察之时，时任掌翰林院学士柯潜便以本院属官“无事绩文案可考”为由，要求仅将本院属官公同内阁考察，并获得宪宗批准，然此年考察，翰林院属官无一降黜。

成化十三年也依成化四年之旧例。但或是因为翰林院会同内阁主持的京察效果不甚明显，弘治元年吏部开始参与对翰林院官员的考察。然此举却引起了翰林院学士的异议，弘治十年京察之时，掌翰林院学士杨守阯向孝宗上疏：

臣与掌詹事府学士王鏊，俱当听部考察。但臣等各有属员，进与吏部会考所属，则坐堂上；遐而听考，又当候阶下。我朝优假学士，庆成侍宴，班四品上，车驾临雍，坐彝伦堂内，视三品，此故事也。今四品不与考察，则学士亦不应与。臣等职讲读撰述，称否在圣鉴，有不待考察者。

孝宗觉得他所言不虚，于是从谏如流，采纳了杨守阯的建议，故自此之后，“凡官至学士者，遇考察皆自陈”。《明史》亦称：“学士不与考察，自守耻(阯)始”。

既然高官们今年都抢先自陈，那么就按照剩余的规矩，即“例先内阁，次各衙门二品堂上官，次三品、次四品”的顺序，先由内阁诸位阁老上疏，套路都是一样的：自陈不职。皇帝的批复也很套路化，全部“温言慰勉，不允辞”。

等到“各衙门二品堂上官”自陈时，高务实便也上了自陈不职疏。

“户部尚书臣高务实谨奏：

为自陈不职，乞赐罢黜以肃察典事。吏部咨，准吏部咨。该本部为遵旧例严考察以励庶官事，内开京官考察四品以上例该自陈，其各衙官员本部会同都察院考察，仍行南京一体查照施行等。

因题奉钦依，备咨到臣，除北京例该考察官员，钦遵会同考察具奏外，臣例该自陈。

臣系河南新郑官籍，万历八年蒙录为进士。初为翰林院修撰，以主笔会典功得重；因初仕不谨，外放广西巡按；以平土司乱及抚平安南回任；出使土默特，赖皇上洪福，击图们、俘辛爱，擢辽南兵备；以辽南大捷，擢辽东巡抚；年后回京，任戎政侍郎；今年初，以西北战事故，任七镇经略，督军往定；乱平回朝，改任今职。

臣之被遇鸿私，先今不次，如此高天厚地，莫知所报，频年依恋，亦欲矢竭渭尘。毕志桑榆，空抱朴忠，短长蔑睹，则有曲士之致，信无当于受大也。

陈力不能，分宴当止。知臣年仅二十有五矣，秉掌国财，天下疑心。昔人所叹毫且不知，终然何为，负将日深，是用大惕。

臣年少德薄，才轻历浅，是以初任即为论劾。况臣所思所虑，今天下财赋皆系一农，实不当为二祖列宗本意，惟广纳商税以轻农赋，方为重农之所当为。此心此念，断不可易，故与同僚难得一心。

上不能解圣上之忧，下不能得同僚之谅，则今日其较注者已不称之，计黜请自臣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