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183章 刚与柔(1/3)

“郑皇贵妃?”

申时行还只是七分诧异三分疑惑,王锡爵却忍不住反问了一声,然后哈哈笑道:“看不出张公竟有这般三寸不烂之舌,可以说动郑皇贵妃支持皇长子正位东宫?端的是了不得啊,失敬,失敬。”

毫无疑问,王锡爵自然不是真的“失敬”,因为他的语气依旧带着嘲讽,这番话也显然是在说反话。

张诚果然笑容一僵,稍稍沉下脸色:“王阁老,咱家是很有诚意地来说这件事。恕咱家直言,皇贵妃娘娘能不能将皇三子送入东宫,于她这辈子的荣华富贵有影响么?甚至就算皇三子本人,将来哪怕做不得太子,至少也是一国藩王,差也差不到哪去。”

“可是,二位阁老如今对高司徒乃至实学一派可有什么办法压制?咱家虽然读书不多,也知道这官场如战场,不是你死就是我亡,既然心学压不住实学,那必然就只有实学来压心学了……到时候,天底下这许多心学官员回头一看,说我心学何以落到这般田地,最后会把责任算到谁头上?”

张诚这番话说得还真是优哉游哉,毕竟这账怎么算也不可能算到他头上去。心学官员最后要骂也只会骂申时行少智、王锡爵无能,断然不会有他张秉笔什么责任。

此时申时行果然听得有些皱眉,而王锡爵却面色如常,淡淡地道:“余心之所善兮,虽九死其犹未悔。”

张诚还真没料到王锡爵会是这个反应,当下也有些木然。

说起来,张诚对于政治的理解还是太肤浅了一些,更加不明白不同的阁臣在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,其实也有不同的考量。张诚没有想过这些问题,倒是高务实很早以前就审慎思考过,那些思考也是他如今为官风格的依据。

高务实曾经思考,自明中期以降,多次发生群臣与皇帝存在严重政见分歧的情形,如武宗南巡、大礼议、国本之争等。阁臣刘健、杨廷和、王家屏引导群臣犯颜直谏,他们的气节在当时即被很多士人推崇,后世评说亦不吝褒扬之辞。

而在注意到那些与君主激烈抗争的阁臣的同时,他也注意到与刘健同时代之李东阳,与杨廷和同时代之费宏、杨一清,与王家屏同时代之申时行、王锡爵等人。总体来看,这些人虽有谏诤之举,然态度较为和缓,主于调护。

当时高务实就仔细推敲过一番,李东阳诸人的行为取向在何种意义上与刘健,或者说与明代士大夫群体较为激烈的抗争行为相异,这其间有无原则性?明人又如何评价阁臣此类行为取向,阁臣又以何种理路对己、对人交代其行为的合理性?乃至于将此种行为取向置于明代政治经历的脉络中审察,有无政治角色层面的特殊含义?

早在他还是太子伴读的时候,他就觉得有必要弄清这些问题,因为这不仅有助于重新认识李东阳诸人行为取向的内涵,还将对明代政治生态的复杂性有更为深刻的理解。而这也是他自己“将来”生存在大明官场的依凭。

在有明一朝的君臣冲突中,如大礼议、国本之争,士大夫群体往往连番上疏,要求皇帝采纳建议,又以“乞休”、“伏阙”等各种方式向皇帝施加压力。与之相对,皇帝则多采取廷杖、贬黜等方式打压群臣的抗争,君臣冲突情状激烈。

正德元年八月,阁臣刘健、谢迁、李东阳疏谏武宗诛杀内侍马永等人,劝导武宗理政,武宗不听。吏部尚书韩文率群臣“伏阙”哭谏,武宗借故廷杖“伏阙”诸臣。刘健、谢迁乞休,武宗不留,又“以事革韩文职,而杖责请留健、迁者给事中吕翀、刘菃及南京给事中戴铣等六人,御史薄彦徽等十五人”。

在这种情况下,李东阳虽亦疏言乞休,但武宗不允,遂留任为首辅。武宗去世后,世宗由外藩继位,世宗欲尊生父兴献王为皇考,改称孝宗为皇伯考,以阁臣杨廷和、毛纪、蒋冕等人为首的在朝大多数官员认为,此举变乱帝王统系,于礼不合,一再上疏反对,世宗不听。

嘉靖三年七月十五日,群臣“相率诣左顺门跪伏,或大呼‘太祖高皇帝’或呼‘孝宗皇帝’,声彻于内……及午,上命录诸臣姓名,执为首者学士丰熙、给事中张翀、御史余翱、郎中余宽、黄侍显、陶滋、相世芳、寺正毌德纯,凡八人下诏狱。

于是修撰杨慎、检讨王元正乃撼门大哭,一时群臣皆哭,声震阙庭。上大怒,命逮五品以下员外郎马理等一百三十四人悉下诏狱拷讯,四品以上及司务等官姑令待罪”。

“大礼议”局势焦灼,杨廷和、毛纪、蒋冕先后因争大礼去位,费宏继任为首辅。

而原历史上的万历中期,朝野诸臣连疏请求神宗早定“国本”,册立皇长子朱常洛为皇太子。在当时,“力请者鳞次,四海之所倾心也”。朱翊钧则强势打压群臣,“言官劝请豫教,盖被降罚,省闇几空”。

王锡爵也早在万历十九年疏谏朱翊钧,要求早立皇长子为太子。朱翊钧也是不听,王锡爵遂以省亲为名离京。

万历二十年,礼科给事中李献可疏言“国本”之事,朱翊钧降献可外任,时任内阁首辅的王家屏也十分硬气,封还御批以救言官,并以去位明志,朱翊钧不留。继而王锡爵被召还,继任为首辅。

由此刻见有明一朝君臣冲突的激烈情状,在当时,许多官员以终结仕途作为其坚持政治主张的代价。

刘健、谢迁言“乞休”,即被允退。仅嘉靖三年数月间,杨廷和、毛纪、蒋冕三任首辅先后因与世宗争“大礼”去位,吏部尚书乔宇、杨旦、礼部尚书汪俊亦致仕回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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