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276章 伐元(六)(1/3)

宋良佐这边刚刚散会,进剿一事却已被某些四川官员紧急密告播州。杨应龙得知后轻蔑一笑,道:“这新来的宋抚台有些意思,难怪偌大年纪也没能挤进部堂,果然是个不晓事的,竟想以武力逼我就范。孙先生,你对此可有高论?”

这位孙先生名叫孙时泰,颇值得一提。此人乃是浙江余姚人,那一代包括绍兴在内都是在整个大明朝盛产师爷的地方。孙时泰在播州杨氏地位也比较特殊,相当于军师,只有足智多谋的人才能当得起这个大任。

不过孙时泰与寻常师爷不同,他学的是帝王术,而且是其中的“霸道”——帮助他人成就一番霸业的学问。据说孙时泰此前在京城时夜观星象,见西南“客星犯紫微”,认为有改朝换代的变故,于是遍访明主,终于找到了西南的杨应龙。

其实杨应龙早前并无反意,他不过是土皇帝做久了,嚣张跋扈成了习惯,后来闹出事只好把儿子杨可栋当做人质送去重庆。

这里有一段后世基本很少谈起的旧事,但却与杨应龙“造反”关系很大,值得一说。之前已经提到,为了报复五司,杨应龙采取各种手段对付五司,加快了迫害五司的步伐。

由于高务实当年南迁广西众多土司至安南,使广西土司旧地大部分改土归流,朝廷在广西的权威大幅提高,广西的经济发展也在高务实的规划和安排下在近几年快速提升,终于从一个朝廷财政上的无底洞变成了现金池,这给了朝廷将其他土司逐渐改土归流的信心和动力。

在这种情况下,杨应龙与播州下辖五司的上述种种矛盾经过发酵,五司将杨应龙罪状上报明廷,时任贵州巡抚叶梦熊立刻上疏要求播州改土归流。

其实播州的问题早在嘉靖时期就已进入朝廷的视野,当时川贵守臣为了本省利益就播州归属问题引发争执。此番播州下属五司奏报送达朝廷,朝廷介入此次播州问题,使原本简单的问题变得复杂化,同时也使得播州杨氏土司丧失了处置此次问题的主导权。

随着解决问题的主导权丧失,杨应龙惧怕外部势力的介入损害播州杨氏土司的利益。在这一时期,杨应龙的行为越来越激进,但激进的行为没有解决问题,反而将问题上升为播州杨氏土司与朝廷的矛盾,最终导致播州杨氏土司彻底与朝廷决裂。

首先是川黔官员倾轧的问题,贵州建省以后,播州地理位置的重要性逐渐凸显,遂成为贵州守臣争夺的对象。播州地理位置优越,连接湖北、四川、贵州,是重要的战略要地。播州地处黔北,与四川毗邻,经济开发较早,经济发展状况相比贵州其它区域较好。

四川先进的生产方式与人口先入播州,因此播州的农业、手工业、商业等都有良好的发展。播州地理位置优越,经济发展良好,播州土兵实力强大,自然而然成为川黔官员争夺的关键。

其次是周边土司的问题,他们首鼠两端摇摆不定,给了明军一定的机会。播州周边土司中,石柱土司与播州杨氏土司关系较好,双方在杨应龙时期互为姻属。石柱马氏土司(秦良玉的夫家,白杆兵就是他家的)希冀彼此庇护,从而政治联姻播州杨氏土司,杨应龙也希望借助石柱马氏的力量扩充自己的实力。

不过这种关系随着杨应龙反明烟消云散,石柱马氏土司没有与杨应龙一起起兵反明,反而是兵戎相见。原历史上石柱马氏土司在平播战争中出力颇大,甚至有挽救明军危局一事,不过此时宋良佐还没有动用马氏土司的意思。

杨应龙此前被叫去重庆受审,最终是花了两万金,但其中还有玄机前文没有说清。由于此前朝廷一直在准备伐元大决战,对于西南土司的事情基本上是要求能拖则拖,等伐元结束一切都好办。西南官员们得不到朝廷军威支持,只好对杨应龙此前的违法行为示之以威,但难以强迫。

事态僵持到去年五月,重庆知府王士琦单骑赴会,在松坎接见杨应龙。这一次,杨应龙不施展兵法,反倒玩起了演技。他把自己捆绑起来,跪在路旁痛哭请罪,还膝行迎接王士琦,磕头磕到头破血流——补充一下,这一手就是那位孙时泰孙先生教的。

不仅如此,他还献出黄元、阿羔、阿苗等十二个替死鬼,抵销自己的罪责,并认罚四万金,协助朝廷采木。最终重庆方面议定杨应龙革职,由其长子杨朝栋代理职务,暂时羁押其次子杨可栋为人质,等杨应龙如数缴纳罚款再行释放。

杨应龙是真心归顺,还是缓兵之计?史料没有明确记载。当时高务实与诸位实学同僚讨论,认为杨应龙在这段时间以内可能的确有罚款赎罪的打算,否则他不会交出次子为人质。当然,待缴纳罚款、赎回次子之后,他仍有可能再度反叛,但中间应该会有一段相对的和平期,这也是高务实当时只是不紧不慢地召回刘綎去坐镇四川的主要原因。

然而人算不如天算,意外事件发生,扼杀了和平的希望:杨可栋死于狱中。死亡时间在杨应龙和朝廷达成认罪协商、签署赎罪协议后不久,而那时候高务实已经身兼蒙元经略,全副身心都在出兵塞外之上,且这个消息传到京师的速度不够快(因为不是军情),最终让高务实错过了这条重要信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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