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288章 经济与党争(一)首辅被劾(上)（2/4）

力量对比过于悬殊，你资产阶级革命怎么可能成功？可不就是伸手斩手，冒头砍头么？

你以为在大明朝就没有“资产阶级革命”性质的事情发生吗？不，有的，只不过刚刚冒头就被解决了。

举个例子，原历史上的现成案例：“万历二十九年(1601)六月，其年水灾，丝价甚昂，而‘苏(苏州)民素无积聚，多以丝织为业，东北半城大约机户所居’，织造太监孙隆掌税事，而其参随黄建节等，擅加征税，甚至及于织户小民，‘妄议每机一张，税银三钱’，并趁机要机匠按匹纳税后才可发卖，以致‘百物腾贵，民不堪命。又机户牙行，广派税额，相率改业，佣工无所趁食’。

苏州机户与工人忍无可忍，先有佣工徐元、顾元、钱大、陆满等聚众二千余人，推选昆山机匠葛成为首领。隔二日，又有某些不知名人士为首，率数十人入玄妙观约定行动，葛成以芭蕉扇为号指挥，发誓‘不取一钱’、‘不夹寸刀，不掠一物，预告乡里防其延烧’。自葑门起，于灭渡桥捶毙税官黄建节，午间又击毙徐怡春，接着分别往阊、胥二门外，凡是税官在地方者，尽遭民众殴杀。之后又前往投靠税监的乡绅与富户家，‘毁其室庐、器物，或毙其戚属’，或各执火炬烧打。”

上述即为魏斐德(Frederic Evans Wakeman )、森正夫、赵鼎新等多位史家、学者所重点探究的“织佣之变”。而对于台湾所谓“中研院”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巫仁恕来说，这次发生在江苏苏州府的城市群众集体行动，仅是他搜集到的明代中期至清乾隆年间众多“城市民变”案例中的一个。

事实上，这样的“民变”例子多了去了。如1484年，成化十九年，苏州府城反宦官索贿；1518年，正德十三年，福建省城福州兵变抗议裁饷；1575年，万历三年，湖北黄州府黄梅县城反征税；1708年，康熙四十七年，江西九江府彭泽县城抢粮暴动；1796年，乾隆嘉庆间，江西饶州府浮梁县景德镇官匠罢工要价……

以上种种也只是客观案例中的极少数，而这些案例在高务实看来，实际上都具备一定的“资产阶级革命”性质。然而结果呢？无一成事，都是转头就被镇压了。

什么叫力量悬殊，这就是力量悬殊。像英国那种资产阶级组织军队打赢国王军队，然后建立起资产阶级政权的情况，在中国这边连梦都不必去做——你“雇佣劳动制”的利益集团拢共才多少人，知不知道帝国的根基“自耕农+地主佃户”利益集团有多少人？

前者顶多百万，大概率还到不了这个数，而后者则是以亿计。高务实为什么一直以来都只是引导更多人参与工商业，尤其着力引导大贵族、大地主阶级的代表们参与工商业，就是因为他知道所谓“资产阶级萌芽”在中国真的只是个“萌芽”——站在他们对立面的是个百丈巨人。

只有把这些大贵族引向“商业新兴贵族”、把大地主财阀引向“商业财阀”，壮大了“雇佣劳动制”的基本盘，然后才有可能推动所谓的资产阶级革命——当然不革命是最好，毕竟革命总归要流血。不过高务实对此信心不大，他估计最后还是会有革命，只是他自己大概活不到那个时候罢了。

总之，中国没有率先进入资本主义时代，不是因为中国的“资产阶级萌芽”出现得迟，而是因为中国的旧有制度、旧有利益集团过于强大，那个“萌芽”就算发展再快，他们的相对力量也依旧不够看。

总结来说，欧洲先行一步的本质其实是“船小好调头”，而农业时代的中国作为一艘超级巨舰，它要调头那可太不容易了。

不过在本位面中，经过高务实的不懈努力，“调头”的第一个迹象终于出现。尽管这件事乍一看并不太妙——是由高务实被弹劾为起点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