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290章 封禅(廿三)临清钞关(下)(1/2)
高务实的这个说法对于后世之人而言很好理解,无非就是市场饱和嘛,或者准确一点说是在当前条件下的市场饱和。但是对于朱翊钧而言,要理解起来就会困难一些。
虽然根据高务实的经验,“不要低估古人智慧”是完全有道理的,小看“古人”很有可能会吃大亏。但是,这里的“古人智慧”通常是指他们对人性的理解与利用并不逊色于后世之人,而偏偏人性的发展提高速度相对比科学的发展提高速度,那简直可以忽略不计。
但古人的智慧并不是万能的,不能期待他们能突破学识局限,在某些专业的问题上展现什么远见卓识——比如数学物理化学这种需要一整套从基础搭建的学术体系,也比如经济运行和发展的整体逻辑。
跟古人玩心眼,后世之人未必能有多大的优势。如果想要有优势,就只能引入其他有利于自己的变量——比如高务实引入新式器械获得商业优势、引入新式武器与相应的战术体系而获得战场优势。
总之,他这些年在各个层面的胜利,其实都是靠引入一套只有利于他这个穿越者的变量来取得的。申时行、王锡爵、沈一贯等人为何面对他的时候总是束手束脚?
有两个方面,一是高务实的布局早在朱翊钧还是太子的时候就展开了,先手优势大到离谱,而他能提前布局的这个变量就是他知道原本的历史,这是他独享的变量。
二是他在权力体制中提前布局的同时,还利用了实学派的学术理论特点,早就打着实践出真知的旗号搞了成功的商业创业,拥有了雄厚的经济资本。
这意味着,你申时行、王锡爵、沈一贯什么的,都需要靠着江南财阀的钱财来形成政商联盟,而我高某人呢?不好意思,我政商一体。
我要搞你们,只要找出点你们双方政商勾结的弊案出来,你们该请辞就得请辞,该下台就得下台;可你们要搞我,你们能怎么搞,说我自己勾结我自己吗?
所以,您们唯一的办法就是栽赃陷害说我意图谋反,如果陷害谋反实在说不过去,那就说我尾大不掉。除此之外,你们还能怎样?
但是意图谋反也好,尾大不掉也罢,关键在于皇帝得信啊!至少也是皇帝会因为你们的说辞对我有所怀疑,你们才有机会啊!
可惜你们还是办不到,因为我故意在南疆搞出一摊子“事业”,这个“事业”说大不大——偏僻南蛮之地;说小也不小——独掌数国之政。
这一来,皇帝就放心了:哦,原来他志不在朝廷而在四野,那就没事了。
高务实为何这样做,而皇帝又为何会这样想?看看王翦灭楚就知道了。王翦老将军不仅出发时提前找嬴政要赏赐,进军的路上也时不时上疏求赏赐,为啥呢?灭楚这么大的功劳摆在面前,只要仗打赢了,以秦国的军功制度还怕没有赏赐吗?
当然不是,找大王要赏赐不过是一种自证,是提前表明“臣要的只是这些”,而且通过这种行动在一定程度上自污,即让天下人看到“我这人贪心财帛,无意其他”。
那么到了高务实这里呢?道理也是一样:“臣为陛下理天下之财,不惟国家府库日丰,臣也因之富甲天下”,“臣为陛下平四夷之乱,亦求陛下赐一夷之地以传子孙”。
这个时候,作为皇帝要考虑的问题就简单多了,从“此人是否别有所图”的猜疑链解脱出来,变成只要考虑“此人提出的交换是否划算”就行了。
那么,划算吗?当然划算了!
朝廷原本穷得叮当响,各地边军军饷一拖就是三年五载,三大殿受损多年愣是没银子修复,天家庆典买些珠宝被朝臣谏言几乎淹没司礼监,先帝给妃子送点首饰差点被喷成亡国之君……这鬼日子过得,哪里像当皇帝啊!
现在呢?几十万两说花就花,户部别说抗旨了,连反对都懒得提,哪怕是长达数年的开支计划动不动就是百万级别,户部也能清清楚楚说明这些银子可以从哪来,将来又能因此收获多少长期收益,皇帝根本不必操许多闲心,只要大致计算一下就能“英明睿断”。
至于皇帝自己的小金库,那收益更是连创新高。什么辽南盐场产销两旺,什么海贸同盟的暗中持股每年分红,甚至前不久还在南洋白得了足足八万顷的田地……这么一个能做到公私两不误的元辅兼地官,哪个皇帝不重用,哪个皇帝不宠信?
政绩功业更不必提,安南定北援东征西还外带靖内,当真是把大明的武威展现得淋漓尽致,在短短二十年里打得四夷拜服万国来朝,这还有什么好说!就算太祖再世,对这种臣子恐怕也生不出杀心,只会想办法让他继续老老实实辅佐太子吧?[注:这可能是朱翊钧小看了他祖宗的猜疑心……]
朱翊钧当然也不是从头到尾没起过疑心,只是高务实太熟悉他了,总是提前就故意留出了恰到好处的“破绽”,让皇帝自认为完全了解了高务实的想法——“皇上,这事儿臣保证帮您办妥。至于好处,咱们分一分,您拿大头,臣也顺便拿点。”
要是换了极个别脑子不清醒的皇帝,可能会觉得“都是朕的,朕不给你不能拿”,但早就说过,朱翊钧从来不是这种人。
在没有受到高务实影响的原历史中,朱翊钧就有两大优点:一是如果要你办事,他就肯放权,如果有人影响你办事,他还会给你排除影响,让你能全力发挥;二是他并非那种“眼里揉不得沙子”的人,而是颇为人性化。譬如对李成梁,明明后期过错很大,但他依旧考虑到李成梁的前期功劳而愿意压下各种弹劾,保李成梁善终。
高务实深知朱翊钧的性格,因此故意露出这些“破绽”,作为某种交换条件让朱翊钧来选。很显然,朱翊钧认可了这些交换,甚至主动提出诸如晋爵、教导太子等更好的条件。[注:教导太子意味着“将来”的政治影响力,所以在皇帝看来是一种优待。]
以上这些都属于权力运行逻辑相关的事,朱翊钧能够想得明白,对于高务实的暗示也能心领神会。但是,诸如“临清钞关榷税额度不能继续提高可能是因为运河贸易已然见顶”这种事,朱翊钧就一时无法理解,需要高务实解释说明一下了。
其实临清一地的兴起本身就依托于运河,如果是在原历史上,甚至可以更确切的说,临清漕运的兴盛带动了临清城市经济的发展,从而使繁荣时期的临清成为明清两代重要的税收来源地。
永乐二十一年(1423年),山东巡抚陈济就向明成祖建议:“淮安、济宁、东昌、临清、德州、直沽,商贩所聚,今都北平,百货倍往时,其商税宜遣人监榷一年,以为定额。”成祖接纳其意见,开始在临清等地征收商税。由于商旅齐聚,车船辐辏,明廷收税颇丰。
从宣德四年(1429年)开始,明廷设置“漷县、济宁、徐州、淮安、扬州、上新河、许墅、九江、金沙洲、临清、北新诸钞关”,其中“惟临清、北新则兼收货税,各差御史及户部主事监收”。
宣德十年(1435年),朝廷又将临清钞关升为“户部榷税分司”。后来,临清钞关几经废置。鞑清趁乱入关之后,继承明制,清廷亦设临清钞关。
可以说自临清钞关设立以来,它为明清两朝的税收作出了巨大贡献。明朝中前期年收税银四万多两,到万历年间达到八万三千多两,比京师崇文门税收数量还高,位居全国八大钞关之首,占当时全国漕运税收总量的四分之一。
鞑清前期,临清虽不及明时繁华,但仍为清廷一处税源重地。如乾隆年间,除原有钞关外,又以查收“一切绕道货税”为由,在临清增设四处关卡。据《临清县志》记载:“临清钞关……其时所解款数,多或六、七万,少或二、三万,其余浮收均归中饱矣。故时有‘够不够,六万六’之谣。”
每年漕运时期,临清就呈现出“帆樯如林,百货山积”的壮观场面。明时,李东阳曾在《过鳌头矶》一诗中形象的描绘了临清的繁荣景象:“十里人家两岸分,层楼高栋入青云。官船贾舶纷纷过,击鼓鸣锣处处闻。折岸惊流此地回,涛声日夜响春雷。城中烟火千家集,江上帆樯万斛来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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